编者按：

2015年4月10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孙秀林在同济大学召开的“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的平行论坛上作了题为《上海市居住隔离及其影响效果》的报告。孙秀林老师使用上海大学《上海·大都市调查》的调查数据，分析了550个社区的居住隔离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对于社区治理的影响效果。

首先，孙秀林老师介绍了所研究问题的大背景，即上海大学成立了一个数据科学与大都市研究中心。基本思路是用一个系统，不同的加载、不同的属性，比如说人的属性、公共资源的属性以及人文的属性等等把空间这个概念重新纳入进来。

第二部分，孙秀林老师介绍了在上海大学成立数据科学与大都市研究中心的大背景之下，启动的一个上海的大都市社区数据的调研。调研的思路是一个多层次的设计，从之前个人层面到家庭层面再到社区的层面，将微观层面扩展到了宏观的层面。这样将社区与个人的相互影响关系问题也就凸现出来了。整个调研的样本囊括了上海5500-6000左右的社区。这里的社区概念指的是村委会或者居委会。采用完全随机抽样抽取了10%。调研内容包括了对居委会主任的个人所有的生活经历、居委会和村委会的情况，包括选举机制、日常活动等。甚至包括社区的物业公司的况状以及社区内的社会组织和社工情况。调研后的数据分析采用了CAPI系统。2015年完成第一期，2017年开始第二期，2019年开始第三期，是对同一批人的连续调查。第一期的总体调查总共调查了538个社区、695个物业、586个业委会、362个社会组织、531个社工。

第三部分，孙秀林老师分析了调研的发现。他将调研中的上海538个社区归纳为棚户区、老公房、社会公房、普通商品房、高档住宅房和拆迁安置房六类。发现上海的社区分布符合同心圆的模式：中心城区是比较老的房子，远郊主要是普通商品房，近郊是商品房、高档住宅区和拆迁安置房。为了研究上海的居住隔离情况，孙秀林老师做了一个简单的居住隔离指数，即人口分散化的指数。指数如果等于1的话，说明这里头只住着一种人，如果是0的话，就表示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指数在0.5%以下，就定义为居住隔离指数比较高的，0.5%以上的就定义成一个比较低的隔离情况。采用这个指数对上海的社区进行了分析，从指标来看，上海居住的单纯性和隔离指数非常高。有三分之一的小区基本上只住了一种类型。上海社区在空间分布上暂且没有发现规律，但是从不同类型的小区来看，有比较明显的规律。棚户区和老公房，隔离指数是越来越低的，它住的人是比较分散化的。而社会公房和商品房指数是越来越高的，说明它的同质性越来越强。从不同的时间来看也非常明显，到了2002年左右，基本上新建的村居委，隔离指数越来越高，也就是说越往后建的小区，同质性就越高。同质性的人住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异质性的人住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孙秀林老师从基层治理的角度做了分析，同质性越强的人，这个小区有公共设施的概率越高，甚至还有专供儿童玩耍的场所，并且门禁指标也高。同质性越高的社区，在社区治理方面，倾向于通过志愿者来反映社区里出现的事。而较低比例的找居委会办事。而低隔离指数的人，就是老社区，遇到困难向居委会求助的比例就会比较高。邻里交往方面，并无类似规律。而关于社会组织，不同的社区类型，它的社会组织发育是非常不一样的。工艺类的组织多发生在所谓的低隔离的小区，就是比较老的小区。而这种环保类的跟行业协会类较高端的社会组织更多的发生在同质性比较强的小区。

（根据速记稿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