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奇峰老师：我觉得对于规划师来说，我们这些年都帮地方政府做一些价值判断。我也在想为什么发展动力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功劳都是我们规划师的。实际上可能有更复杂的事情在后面，在城市规划的前面有城市研究，在乡村规划前面也要加一个乡村研究，在有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去做，才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我们要鼓励研究生多做一些乡村规划研究课题，才可以有好的规划。

同济大学耿慧志老师：刚才听了几位老师的报告，教学上都有非常精准的定位和非常开阔的视野，西建大和昆工还有一个学校联合毕业设计形成的持续的乡村规划机制，是不容易的。叶老师给我感觉是非常饱满的投入和非常深入的实践，对我们也有很大的触动。

接下来乡村规划到底怎么来做？刚才老师的发言也给我非常大的启发，本科教育可能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一定要让学生掌握，这就是所谓启蒙的概念。如果学生有这样的热情和才智，可以像叶老师这样更高的拔高，但并不一定每个学校都这样，现在我们做到启蒙也不容易了。有的学生尽管毕业了，但是可能专业还没有达到启蒙的水平，乡村规划现在就面临着比较大的问题。

乡村规划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刚才介绍的很多案例，其实下面的力量很强，没有下面力量的推动，我们是做不了的。通过你的实践，可以逐渐唤醒下面的力量，如果是比较良性的自下而上的，这样我们的乡村就可以做出一些真正的，比较实在的东西，这也是现在教学上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来的时候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一直可以坚持做辖区，作为教学的项目怎么来保障？现在我们同济的乡村规划和总体规划结合，可保证乡村是真实存在的，学生一定可以去调研，否则就是天马行空地去做。乡村规划我们开展下来，觉得比较大的困难，就是怎样可以持续跟踪一些点，这些点确实有自下而上的需求，我们才可以做得更加深入。现在自上而下的力量太强，自下而上的东西我们要逐步加强，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我就谈这些感想，谢谢大家。

重庆大学徐煜辉老师：各位老师好，听了大家发言，觉得在乡村规划上，有很多值得像各位学校老师学习的地方。我们的乡村规划，也是打包在总体规划课程里面，分两周到三周的时间。在执行过程中，老师反映同学们无法现场调研，而且对乡村规划只能掌握皮毛，理论课遇到一个巨大的问题，是要新增一个课而减掉某一个课。重庆大学规定课程设置要提前两年汇报，如果可实行的话，开课也是三到四以后的事了，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大问题。

听了之后有很多感想，第一个是差距。除了我们跟各学校的差距，还有地区的差距。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别很明显。我们重庆经常说的是，我们是个大农村，但大农村对农村的规划不是很重视。从我在重庆市参与的一些情况来看，自下而上的乡村规划基本上不存在。很多时候由于建设的压力，各级政府把用地指标层层上收，市里面把县里面的建设用地指标收回来，县里面把镇里面的收回来。镇就去挖村里面的指标，最后基本没有什么诉求了。

重庆市的乡村规划管得比较严，每个规划都要求村民签名，证明自己主动提出要规划，一个不签名这个规划都不成。签名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看起来很类似，不知道有没有代签的现象。村民诉求都是住到城边去，住到风景好的地方去，住到靠马路的地方去，全是这种诉求，我就怀疑这种诉求是不是有问题。

刚才各位老师讲的很多案例，听上去很好。但是有一个现象，我们发现每一个村有不同的基本规律，对规划专业来说，是用普适性的手段应对五花八门的村貌，还是各个击破？各个击破比较难，我们就选试点，什么样的村适合教学，什么样的村不适合教学，只适合生产，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第三个想法是现在我们是否有留白的想法。我特别钦佩同济大学的做法，对乡村多调查少规划，规划就用概念式的方式提出设想。千万不要把城里自上而下的做法带给村民，这个方式我不是很欣赏。我们一些老师也做了一些乡居的建设方案，但最后实施的都是最简单的，造价最低也最没有文化的。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留白的想法。我们规划不是都建立在强制性的规定和引导性的规定上吗？我们可不可以探讨一些乡村规划究竟什么是强制性的，什么是引导性的。我的想法就这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