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的探索与发展
黄钟：合纵连横：北京城市历史文化资源梳理与利用的新思路
张杰：古城遗产“再造热潮”的文化生态学解析
刘博敏：从“保护”到“健康”的历史文化名镇规划思变
胡敏：文化景观遗产视野下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探索
何依：山西省古村文化遗产的区域特征及保护规划探索
徐萌：城乡规划中遗产的价值定位与作用途径
俞一杰：杭州主城边缘区历史村落保护与更新模式研究
吕明：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新区控规编制的探索
姜紫莹：“暂时性功能”对新常态下我国城市更新的启示
阳建强：基于文化生态及复杂系统的城乡文化遗产保护
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主持了20日上午和下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的探索与发展”专题会场。学委会从参投论文中选出近100篇论文发表，并邀请7篇优秀论文的作者到会作学术报告。并邀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副所长胡敏、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何依和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教授阳建强做特邀报告。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朱嘉广和赵中枢分别主持了上午和下午会议。
黄钟：合纵连横——北京城市历史文化资源梳理与利用的新思路
9月20日上午，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的探索与发展”专题会议上，来自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黄钟以《合纵连横：北京城市历史文化资源梳理与利用的新思路》为题，介绍了他及团队近年来在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整体工作思路，黄钟认为应通过建立对城市保护的整体观，从时间和专题两个脉络上梳理城市文化脉络和历史文化资源，最终达到绘制人文蓝图的目的。
黄钟首先介绍了整体保护的概念内涵，他认为整体保护并不是全盘保护，而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整体认知，并以北京长城为例解释了整体保护的概念：从整体保护观来观察，长城并非只是一座墙体，而是以烽火台、屯兵城堡、重点防御关口等组成的庞大、整体且系统的历史文化遗产体系。
黄钟进一步提出了合纵和连横的两大手段。“合纵”是基于时间轴的城市文化脉络梳理，针对北京的文化遗产目前出现的不重视文化遗产的时间追溯、较早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在城市发展中被忽视或缺乏保护地位等问题，黄钟提出应从不同历史时期及文化类型入手，整理发展脉络，对城市的历史为发展全貌建立基本认识。“连横”是对相关专题的历史文化资源梳理。黄钟通过北京宣武门西地区历史文化资源梳理（2012-2014）、北京西部地区历史文化资源梳理（2013-2014）、北京西山中法文化交流史迹群规划（2012-2014）等项目成果，介绍了借助历史普查资料等专题理解和梳理历史文化遗产的方法，并提出应重视以史迹群与历史文化探访路的形式串联系列遗产。
最后，黄钟提出了未来以万里长城北京段、燕山文化精华地区、西北山水文化景观区、旧城、首都中轴线、东西轴线、西南历史文化长廊等构成的北京文化精华区格局设想。
张杰：古城遗产“再造热潮”的文化生态学解析
9月20日上午，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的探索与发展”专题会议上，来自华东理工大学的张杰教授以《古城遗产“再造热潮”的文化生态学解析》为题，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深刻解读了“古城再造”热潮。
张杰教授从底特律城市负债而被迫破产的案例开篇，并介绍了我国城市正在出现的“古城再造”热潮和背后的文化与财政危机。张杰教授认为，在这样的热潮与争议背后，大量文物及传统建筑在“保护“名义下焕然一新，遗产保护岌岌可危。而大量的拆迁改造，激发了社会矛盾。而古城功能的简单置换，也引发了古城居民居民对再造目标的质疑。基于以上分析，张杰教授提出问题：“古城再造”的热潮所带来的模式争论。是遗产保护的福音还是噩梦？
张杰教授进一步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入手分析。并提出对目前“古城再造”热潮的三点深入认识，第一点解读是，标榜理念的伪科学性抛弃了古城文化纬度。即“再造热潮”所标榜的科学保护理念却将此篡改为单一的、静态的思维，即古城保护局限于外在的形式，而非综合考虑城市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因素，因此是伪科学的理念。第二点解读是，规划管理机制的残缺促使了古城文化多样性的沦丧。古城文化的多样性维系着文化生态系统的稳定，而权利垄断会丧失古城文化多样性。第三点解读是：规划设计制度的残缺加速了古城文化生态系统的失衡，整体而系统研究的不足促进了“保护”的变质，设计方法的不足加速了古城的“文化虚设”，且热潮背后是更深层的文化悖论。第四点解读是：利益的博弈造就了古城再造的热潮。面向过去和未来的目标对立促使古城再造热潮兴起，部分不恰当的文化传播对古城再造热潮推波助澜。
基于四点解读，张杰教授总结，引发古城“再造热潮”根源在于：在利益诱惑与权力垄断的双重作用下制造了流于表面、缺乏深度、无反抗性的文化的“同一化”，摧残了古城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性，使得古城成为某种获取利益的物化的产物，而不是作为古城本身文化应有的精神性、独立性而存在。据此，迫切需要探寻一条务实而长远的保护之道去化解“再造热潮”的噩梦。
最后，张杰教授提出了探寻务实而长远的古城文化保护之道的具体方法，即培育系统多元的保护理念，构筑关注于民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文化和谐的管理机制，和建立务实的保护为主的古城规划设计机制。
刘博敏：从“保护”到“健康”的历史文化名镇规划思变
9月20日上午，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的探索与发展”专题会议上，来自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刘博敏教授以《从“保护”到“健康”的历史文化名镇规划思变》为题，介绍了东南大学团队在宝堰历史文化名镇的实践中对历史文化名镇规划方法的创新探索。
从保护规划的全过程出发，刘博敏教授提出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审视方式、历史文化特色、功能活力、保护行动规划等四点思考。第一点是在保护规划中怎样看待历史遗存，刘博敏教授对“病态”与“健康态”两种状态的建筑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保护规划应是关于物、用与行动的规划，要从三者综合的状态看待历史价值。第二点是怎样评价历史特色，刘教授认为，这是由历史文化遗存的文化特色、价值共识和保护行动三方面共同促成的。相对于评价历史特色的传统模式，刘教授提出的多维模式涉及六个维度，依托物质空间载体，整理历史特色与价值。第三点是怎样赋予历史空间活力。刘教授介绍了与量化指标相结合评价功能性活力承载力，并提出对地区发展功能建议的实践方法。第四点是如何开展规划行动。刘教授强调保护与发展在行动模式中的协同，提出固态、活化、健康不同模式的规划方案，从规划政治的角度设计保护方案。
最后，刘教授总结，城镇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不由保护规划方案来左右，而是由规划后续的历史地区保护与发展行为来决定，保护规划只是促使有益于地区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与发展协调行为产生的平台，选择适宜的保护规划模式，是实现规划过程效益的前提。现代规划越来越需要规划相关利益群体的参与，从达成规划行动共识视角看，规划过程比规划结果更为重要。并进一步提出了宝堰项目得到的三点启示：达共识，地区历史遗存特色的挖掘与评价需扩展到功能、人的维度；促健康，规划应聚焦有利于地区保护与发展协同行动的产生，规划过程成为规划的主要内容；强保护，应有对应可能的适宜行动，规划外的“规划”（总规、详规、策划、城市设计等）成为促成行动计划的关键。
胡敏：文化景观遗产视野下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探索
9月20日上午，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的探索与发展”专题会议上，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胡敏以《文化景观遗产视野下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探索》为题，对文化景观遗产的概念内涵和在名城保护领域的应用进行了详细阐述。
胡敏首先介绍了世界遗产框架下文化景观类型确立的意义。在介绍了世界遗产中文化景观遗产确立的背景和过程后，胡敏提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确立，在文化意义层面，丰富了世界遗产保护理论体系的文化基础，从理论基点开始实现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并提供给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获取普遍认同的重要机遇。在方法论意义层面，提供了遗产保护的价值认知新视角，赋予了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新理念，并激发了遗产保护的理论标准新讨论。
基于对意义的判读，胡敏阐释了文化景观遗产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四点启示。第一点启示是坚持立足传统文化理念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之路，第二点启示是研究自然地理格局在历史演化中被赋予的文化内涵，第三点启示是关注根植于城乡文化景观的历史聚落网络内在联系，第四点启示是探索古城传统文化景观意向在城镇发展中保护延续。
胡敏以历史文化名城韩城的实践为例，介绍了基于文化景观遗产的韩城名城保护探索。文化景观遗产概念在保护规划实践中，对于促进对名城历史文化价值的全面理解，提升对城乡历史聚落遗产的整体保护，实现对古城历史景观特征的意向延续的重要作用。
最后，胡敏总结，文化景观遗产的提出是对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的一次重大修正，其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意义和方法论价值要远大于其作为世界遗产的类型价值，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具有重要的肯定和启示价值。而与此同时，文化景观的理论主要来自于文化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研究，引入到保护理论体系之后，其内涵和外延始终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共识、清晰的界限，引发了很多新的困惑和争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方向。
何依：山西省古村文化遗产的区域特征及保护规划探索
9月20日上午，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的探索与发展”专题会议上，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何依教授以《山西省古村文化遗产的区域特征及保护规划探索》为题，对山西各区域内古村镇文化遗产的特征及保护规划实践进行了详细介绍。
何依教授首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山西省古村镇的遗产特征，以四大盆地为主要划分，分别介绍了晋北、晋中、晋东南、黄河西岸、晋西、太行山区、晋东等区域内村镇分布的格局特征和历史文化遗存特征。
何依教授认为乡村文化遗产不是简单的聚落综合，而是一个通过历史、地貌、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完整体系。在对文化遗产区域特征的解读基础上，何依教授总结了山西省古村镇的演变模式，将其归纳为内生式演化和介入式演化两种类型。认为在防守、流通两大外部力量对内部的强势介入影响下，山西省古村镇的形态出现了广泛变化，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在山西古村镇演变中超越了村庄内生力量。
根据特征和演变模式的梳理研究，何依教授根据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把山西古村镇分成六大集群体系，并进一步划分为 23个集群，构建了山西古村落集群的体系。
最后，何依教授以沁河流域古村镇集群保护规划为例，阐述了集群保护对策的主要理念，并介绍了在流域空间层面、组群层面和个体层面上的主要保护对策。
徐萌：城乡规划中遗产的价值定位与作用途径
9月20日下午，在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的探索与发展”论坛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徐萌做了题为《城乡规划中遗产的价值定位与作用途径》的报告。
徐萌首先提出了规划偏失的观察思考，分析了当前关于城镇化和文化遗产的趋势判断，指出城镇化和遗产保护的困境，并总结了两方面的症结所在，分别是规划的先天不足和狭隘的遗产认知。
第二部分，徐萌指出了文化遗产与城乡规划的关系重构的出路探寻。价值判断的重构应重视文化内涵、增强规划的适宜性，作用方式的重构重在作用过程与作用特点。
第三部分，徐萌结合绩溪县城总体规划、绩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绩溪总体城市设计三个项目，介绍实践经验。他首先介绍了绩溪城市的基本情况和三个项目的开展情况，并提出三个规划项目同时开展的规划技术框架与技术路线，即以总体城市设计为抓手，综合名城保护规划与总体规划，提出了基于“名城保护规划”的价值特色提取、基于“总体城市设计”的总体结构优化、基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县域体系完善三大策略。基于“名城保护规划”的价值特色提取，他指出“徽--山水人文”的内涵特征，分别从山、水、人文三个方面解读了绩溪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基于“总体城市设计”的总体结构优化，分析了绩溪现状了的城市空间格局，回顾了上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功能结构，并运用遗产的最用途径提出城市结构优化的方案；基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县域体系完善，他分析了绩溪的区域发展特征、县域历史村镇整体特征。
最后，总结了“传承与变革”主题下，文化遗产作为县域总规、城市设计、名城规划的有机关联核心的模式和概念。
俞一杰：杭州主城边缘区历史村落保护与更新模式研究
9月20日下午，在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的探索与发展”论坛上，浙江省城乡规划院的俞一杰做了题为《城乡规划中遗产的价值定位与作用途径》的报告。
俞一杰首先阐明了论文的研究对象和背景。他指出城市边缘区的历史村落的特征和与传统村落的差别。在研究背景中，介绍了我国城市化的阶段和乡土文化保护的日益迫切。在现实困境中，例举了诸多历史村落北拆除的现象。
第二部分，俞一杰介绍了杭州经典的三种模式。分别是传统产业提升模式、单功能主导模式、多功能推动重组模式。龙井村是传统产业提升模式的代表，安家塘是单功能主导模式的代表，五常文化村是多功能推动重组模式的代表，并分别介绍了三个村庄更新动力、更新主体、更新特点、更新的优势与局限性。
最后，俞一杰对历史村落不同的三种更新模式进行了总结和比较，指出了不同更新模式的共性，如政府是不可或缺的更新主体、城市事件是推动更新的重要动力、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综合利用、保护的对象和方式不同。指出了不同更新模式的差异性，如更新的功能和机制不同、村民参与更新的方式不同。综上提出了不同模式的适应性。
在研究结论与展望中，他指出三种模式中，传统产业提升模式效果最好，多功能推动重组模式最易实施，单功能主导模式较好的平衡了保护与更新要求，并提出了研究的展望。
吕明：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新区控规编制的探索
9月20日下午，在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的探索与发展”论坛上，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吕明做了题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新区控规编制的探索》的报告。
吕明首先介绍了梅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并分析了当前对历史文化遗产关注的热点。结合梅州，他指出了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新区规划所面临的问题，如缺指导--上层规划并不能及时的更新、缺协调--控制指引难以实现城市开发的整体把握、缺保障--历史建筑分布广、差异大，相关规划的引导缺失。
吕明介绍了对梅州江南新城的探索与规划实践。详细分析了城市的现状特征和文化遗存，介绍了梅州围龙屋的分布特征，并结合对围龙屋的保护，重构到城市设计和控规的规划方案中。在规划策略上，提出了：研拟标准，方便成果纳入管理；应保尽保，结合提升和利用；控制新区有序开发；定位目标与空间的落实；发展阶段与建设的考虑；控规编制的过程与内容；参与和协调的过程；观念与价值的冲突；权利与责任的冲突；公众参与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规划编制单位的角色。
姜紫莹：“暂时性功能”对新常态下我国城市更新的启示
9月20日下午，在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的探索与发展”论坛上，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姜紫莹做了题为《“暂时性功能”对新常态下我国城市更新的启示》的报告。
姜紫莹首先介绍了精明型存量更新、新常态下城市更新的新特点等的研究背景，并指出了新常态下城市更新面临的困境和面对困境的规划创新理念与方法，如提高存量空间利用效率、提供更多公共性空间、确保多主体的权益等。
第二部分，姜紫莹分析了扩张型增量下城市更新的驱动力，指出城市更新的方法探索--德国的“暂时性功能”（interim use）更新，是在一定时间内对闲置地进行灵活运用的方法，这些功能包括艺术、文化、休闲、贸易、娱乐、社交、运动或者园艺等。以德国为例，这种暂时性功能可以促进柏林创意之都的建设，并纳入规划部门的管理，取得广泛的社会公共效益。她介绍了更新案例，包括柏林市中心雕塑公园、德国Temoelhof机场。结合案例，她分析了暂时性功能的特征，包括降低成本、提高潜在价值、灵活规划管理等。
第三部分，她提出了暂时性功能利用的启示，包括城市规划导向必须融入整个社会的转型之中，需要城市规划理念的创新和转变，需要规划管理手段的创新和转变。关于未来的探索，她指出关于城市更新的理念和方法，即必须走向存量规划的必要性、有选择性解决问题的复杂性、突破限定的思维和方法的复杂性。
阳建强：基于文化生态及复杂系统的城乡文化遗产保护
9月20日下午，在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的探索与发展”论坛上，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阳建强教授做了题为《基于文化生态及复杂系统的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报告。
阳建强教授在引言中提出了什么是城乡文化遗产、城乡文化遗产具有那些属性、如何来保护城乡文化遗产等问题。他首先从保护认识、保护方法和保护机制上简要回顾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关于城乡文化遗产的新认识与在思考中，他指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并阐明了文化生态理念的引入，使遗产类型从“历史古迹”趋向于“文化意义”，人类对自然的单向维度被拓展为文化圈之间、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价值，并分析了多为价值。他指出了历史城市作为“复杂系统”的特征，从专业技术领域转向社会、经济、整治、文化交织的综合性领域。在应对发展变化的思路拓展中，阳建强提出，突破单一空间保护概念融入更为综合的文化生态，建立基于核心价值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融入复杂开放系统走向活态的可持续发展。
在实践探索与研究中，阳建强教授介绍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规划实践与探索（《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2011-2015）》），介绍了徽州文化遗产的特点和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规划目标、保护对象，在价值评价方面阐述了评估指标的体系构建，并确立了多类型的保护方式。介绍武汉市主城历史文化与风貌街区体系规划，建立基于核心价值的多因素综合评价体系，拓展了历史文化风貌街区概念和内涵，通过资源建库实现街区体系的精细化保护。介绍了大运河（无锡段）遗产保护规划，分析了运河水系与聚落发展的相互作用，解读了运河的遗产类型和构成，在规划特色与创新点上，突破文物保护的局限，拓展基础研究视野，深入挖掘遗产特征，开展科学合理的遗产综合评估，融合国际保护理念，制定行之有效的综合保障机制。
最后，阳建强教授指出，突破单一的空间概念融入宏观的文化生态；即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又是一开放的复杂系统；从专业技术领域转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交织的综合性领域；开展价值、现况与管理的调查研究，建立基于综合的评估体系。
